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2)

周其仁指出，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利用国内六个省的数据，发现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对收入增加的影响，1988年是4％，到1999年则上升为12.4％。就是说，近年我国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势头非常迅速。

高回报将来才可以拿到，但现在就要把足够的资源投放到教育上来。现在不投资，再高的回报将来也得不到。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教育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相对于可看到的教育投资高回报前景，全社会投向教育的资源远远不足。

率先引入教育券制度的浙江省长兴县，主要动力就是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在教育券制度安排下，增加的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将转为居民家庭的教育购买力，可以向包括民间教育在内的一切机构用于购买教育服务。这样，政府追加更多的财政教育经费，可能刺激民间办学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在全社会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长兴县的教育主政者对大洋彼岸的教育券构想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很快开始了教育券的本土实验，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刺激更多的教育投资，加快满足日益增加的教育需求。

正像周其仁所说的那样，长兴县的教育券实验在达到了预期目标之后，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它的影响下，湖北省监利县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并再次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2003年5月，监利县教育局在一份名为《基础教育情况汇报》的材料中称，监利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而负债额超过100万的24所学校差不多都是乡村中小学。详尽的数据是，尽管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了1.1254亿元，但全县中小学共负债10615万元，其中，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

这1亿元的债务中，有5526.1万元实际上是为“普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历史债务。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每到学校开学收取学杂费，就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到2002年，全县有17所学校被堵门，等到了2003年春季入学的时候，监利县就有40所学校被延迟一周开学。

穷则思变。2002年年底，监利县开始将教育的困境写成报告，向省、市反映。2003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择一两个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

“省里面赶紧跟我们说，可以做试点，给了八个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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