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圣殿里的喧哗与骚动(2)

对北京大学的这场人事制度改革发表意见的人，并不仅限于参加这次研讨会上的专家、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之外，北京大学校内的各种意见更是如层浪翻滚。

2003年7月2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40期)综合报道了这些意见。

年轻教师们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我们成了弱势群体。

据统计，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将达3000多人，北京大学众多的年轻副教授和讲师，以及寄望于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的学生，大都身在其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在批评改革，光华管理学院讲师姜国华就是一位年轻的支持者。他说：“工人可以下岗，为什么大学老师就不可以？”

今年32岁的姜国华1995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然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2002年12月，他回到光华受聘讲师。在和光华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包含了6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成果就要离开的条款，因此，北京大学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对他来讲已经不算新鲜。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第二波反对声浪，来自一批文史哲专业的教师，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拿到了教授资格，从实际利益上说，改革对他们并没有直接损害。但受到伤害的，是他们的自尊心。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记者说，大学之间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比。陈平原认为，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针过于注重数字，太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了。

如果说，以往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因为它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京大学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时，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

老北京大学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京大学的理工科独领风骚，多少示人以北京大学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

“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肯定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京大学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

已于一年前退休的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惑之时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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