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8年的中国，注定将要掀起震惊世界的一幕。历史学家因此认为，这一年是当代中国社会真正发生巨变的分水岭。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似乎记得最多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划时代战略方针。毫无疑问，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如同一声春雷，预示着中国这头沉睡了无数年的雄狮，将彻底地甩掉束缚自己手脚的锁镣，要呼啸出征了！然而许多人不知，三十年前那一场影响了中国此后历史走向并改变了今天世界格局的“改革开放”决策历程，事实上并非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它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与错综复杂的矛盾，各式各样的动机和灵魂交织在一起的荡涤与交锋，甚至还有来自大洋彼岸的某种推动力……
这一年之前的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十届三中全会。会上，有四项重要决议：一是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三是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四是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一个月后的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了两件大事：“文革”结束和确定在本世纪内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那一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在湖南湘西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当新闻报道员，我与许多这个时期过来的人一样，经历了大悲大喜的1976年，而197７年给我的印象是：祖国大地处处都是“热气腾腾”。这一年留在我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我的那些留在家乡没有出来工作和当兵的同学们，他们都在欣喜若狂地开始重新拿起书本，攻读“数理化”，参加久违了的高考。还有便是我们部队和地方上一次又一次地迎接“英明领袖”的画像，记得我所在部队迎接“英明领袖”画像的队伍一直从营房排到了火车站，浩浩荡荡十几里路……其实这还不是最为壮观的。听我几个在海军当兵的老乡讲，他们那里迎接“英明领袖”的画像是用的专机和军舰……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事会感觉特别的荒唐，但在那时我们无不“神圣”和“光荣”，有个小战士不小心将“英明领袖”的画像弄脏了，其受到的处分是与“文革”期间弄坏了毛主席像一样的。
温暖的春天已经来到，但我们仍然不清楚春天里的寒流是否仍然非常刺骨和可怕……春天里落到地上的寒意或许是冰霜和凉风，而留在高处的寒流，则可能是冰冻千丈的雪峰和刺骨入木的飓风。
“文革”宣布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两个凡是”还必须遵循--这样的话，来自最高层。当时党的最高决策层的情形：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党的主席和政府总理并不是他。邓小平所主持的工作主要是教育、科技和军队工作。1977年7月至1978年初，邓小平在军队进行的整顿和教育，恢复高考及科技界吹起的春风，已使祖国大地到处春意盎然。可在农业和工业战线仍然寒流暗涌--这股寒流是“热高压”下形成的特别气流，它就是当时曾让陈云、薄一波等懂经济的老一代领导人异常吃惊的“十年规划”。涉及工业战线的具体的内容是：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线和五个重点港口。
那时，国家正处百业待兴之时，普通百姓听到如此宏大的规划，无不心潮澎湃！然而党内最会算账的陈云、薄一波以及老一代经济学家则吓出了一身冷汗，惊呼这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来算一算：拿1977年的中国钢产量为例，当时年产为2370万吨。当时国外一家评估中心通过计算认为，中国必须花费400亿美元的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的钢铁指标，或者说每年需花50亿美元（加上资金价格上涨因素等），才可能在十年后完成这一指标。可中国当时的出口额仅为97亿美元，将一半的外汇用于钢铁生产，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一着，而当时可能增加外汇的只有两条路：农副产品和一部分的石油出口。
这两条路走得通吗？农业方面：“学大寨”十几年来，中国农民靠填河、砍树、种粮食的日子已使自己的肚皮越来越空，土地植被破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正在孕育一场空前的农民革命--偷偷按手印分田到户。另一条路便是多采石油。石油这个行业自大庆油田发现以来，是最让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骄傲与放心的行业--1964年以来，不仅满足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和人民生活及国防所用油品，而且年年腾出一些产量出口换外汇，支持了国家其他行业建设。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康世恩，功不可没，所以两位都先后进入了国务院任副总理，同时还长期兼任了计委主任和经委主任之重职。
1977年，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强国目标已经确定，然而中国的经济以何种方式前进，成了当时最激烈和最热闹的两种冲撞与交锋，这就是：表面上热气腾腾、实际上危机四伏的“十年规划”与表面上冷峻、实际上在聚集冲刺力量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间的冲撞与交锋。前者，显然有过多的“左”的印迹，后者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两者之间的哪一个更正确和占上风的问题，统统都在1978年将得出交锋的结果。
1978年因此变得特别的惊涛骇浪，惊心动魄！
这种挟带着划时代的明显痕迹的风浪，对石油人来说格外地感觉到它的惊心动魄和惊涛骇浪。新中国的石油人是以“余、康”（余秋里、康世恩）带出来的。自从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后，“余、康”在石油界如同当年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一样，他们建立了新中国的石油营盘。
此时的农民革命，尚在边远和落后的安徽小岗村及浙东的台州一带孕育小股旋风，并没有形成暴风骤雨。而作为工业战线的“领头羊”和国家经济生命线的石油工业，已经成为以上两种方针所形成的无法绕开的冲撞与交锋的中心地带。
任何回避都无济于事。中国的经济巨轮欲将起航，石油旗舰必须先行。于是，围绕要不要和如何对待西方石油公司进入中国领海作业的问题，成为三十年前我国对外开放的首当其冲的事件。其过程，曲折而精彩！历史倘若不记载这段光阴，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严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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