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的信仰
我们不是正在做正确的事吗？
那些乌合之众，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看吧，现在他们多么无能！看吧，现在他们多么野蛮！
因为这就是乌合之众。
当你愚弄他们时，所有这些亚当的子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只有正直和忠诚，才能使他们全部回复人性。
歌德
此刻之大战世界瞩目，超过其他事情。但我以为，这场战争本身必须促使那些认真思考之人把注意力转向文明这个大问题。所有的文明皆始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惧的物质力量，使其不再危害人类。当今的现代欧洲文明已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迄今尚无其他任何文明能够如此成功。然而在世上，有一种力量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可怕，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人类的激情所带来的伤害。因此，很显然，在人类的激情这种可怕的力量能够完全被控制之前，不仅是文明，甚至连人类的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不得不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征服和克制人类的激情，这使得原始的游牧部落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量。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发现了一种更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有效地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此前提到的这场军备战争似乎表明了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效。由于没有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的激情，欧洲人再次利用了物质力量来维持公民的秩序。确如卡莱尔[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生于苏格兰，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其著作如《法国革命》（1837年），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译者注]所言：“欧洲是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官。 利用物质力量维持公民秩序导致了军国主义。实际上，如今的欧洲之所以依赖军国主义，是缘于没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了战争，而战争则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奉行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瓦解。然而英国人说，他们决心制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基希勒勋爵[基希勒勋爵（LordKit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外交官、政治家。]相信他能以三百万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来消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在我看来，当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因此而被消灭时，似乎会有另一个军国主义——英国军国主义——出现，而它也不得不重蹈覆辙。这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而无计可施。
但是确实无计可施吗？不，我相信是有办法的。很久以前，美国的爱默生[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19世纪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超验主义哲学主要倡导者。其诗歌、演说，特别是他的论文，例如《自然》(1836年），被认为是美国思想与文学表达发展的里程碑。——译者注]说过：“我能够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对步枪的崇拜如此野蛮破产——尽管伟人们也崇拜步枪；而且正如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 如今，若欧洲人真想扑灭军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爱默生称之为不以暴易暴的正义和爱的法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力量。随着有效的道德力量的建立，军国主义就会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自行消失。但是现在，既然作为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失效，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则是：从何处找到这种新的消灭军国主义的有效的道德力量？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能令军国主义成为多余之物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 这是事实，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起，我们中国人从未有过今天在欧洲所见的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意外，而在欧洲，战争已成为需要。我们中国人很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对战争的不断期望之中。其实，在我看来，在欧洲大陆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其实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每个人都经常担心，他的邻居一旦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时，会来抢劫并谋害他，因此他不得不武装自己，或者雇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所以，困扰欧洲人的问题并非是战争的爆发，而是不断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即运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良民的信仰，一个人不会觉得有必要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寻找和借助国家警察的外力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因为他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因为他的同伴愿意服从的道德责任感而得到保护。实际上在中国，人们觉得无需物质力量来自我保护，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同：正义和公平作为一种力量比物质力量更重要，道德责任必须被服从。现在，你若能使所有的人也承认和赞同上述观点，那么物质力量将一无用处；而世界上将不再有军国主义存在。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然都会有一小撮人，一些罪犯，世上还有些暴徒，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认同正义和公平是高于物质力量的一种力量，以及道德责任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罪犯和暴徒，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总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力以及军国主义。
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人类认同正义和公平比物质力量更重要呢？我的回答是，首先使人类确信正义和公平的有效性，使其确信公平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信服仁慈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良民信仰在每一个孩子识字之初就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的每一个孩子在上学时，手中拿着的第一本书上的第一句话。——原注]
在我看来，今天欧洲文明的主要病因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认为人性是邪恶的。由于这一错误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是取决于武力。欧洲人赖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武器是宗教和法律。换言之，欧洲人是以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秩序的。恐惧意味着武力的使用。因此，为了延续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最初花巨资供养了大量无用的所谓牧师。别的暂且不提，这种做法的花费如此之高，以至于它最终成了人民无法承受的一种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就试图摆脱牧师。在摆脱了那些通过敬畏上帝而使人民保持秩序的牧师之后，欧洲人试图以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文明的秩序。但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欧洲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供养另一个依然无用的阶层，即所谓的警察和军人。现今，欧洲人逐渐发现供养警察和军人以维持秩序的费用，甚至比供养牧师更昂贵，更具毁灭性。所以实际上，就像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想要摆脱牧师一样，在眼下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想要的是摆脱军人。但是如果欧洲人想摆脱警察和军人，他们就要面临选择，或者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或者找到能够像敬畏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两者择其一。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直接一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欧洲文明战后面临的大问题。
如今，在欧洲人汲取了牧师的教训后，我认为他们不会想要恢复牧师阶层。俾斯麦[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曾说：“我们永远不会返回卡诺萨[卡诺萨（ossa），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译者注]。 此外，现在即使召回牧师也是徒劳，因为欧洲人已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因此，在欧洲人面前只剩下另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要摆脱警察和军人，就要寻找某种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一样。我相信，如今这种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述，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力量我称之为良民的信仰。在中国，这种良民的信仰是一种不必借助牧师和警察或军人就能使国家的百姓有秩序的信仰。确实，在这种良民的信仰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也许人口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少——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人的管制下依然能保持实际的和平与秩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警察或军人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极其次要的、非常无关紧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牧师，只有最坏的罪犯才需要警察或军人的威慑。所以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的控制，摆脱带给他们如此多动乱和流血的牧师和军人，他们就得来中国找到我所说的良民的信仰。
简而言之，我想呼吁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其文明似乎受到崩溃威胁的这个时刻，在中国，这里有一种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并非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产、黄金、白银、钢铁或是煤炭。如今这笔世界的文明财富，我想在此指出，就是中国人——坚守良民信仰的尚未改变的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依我说，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不需社会付出多少代价就能遵守秩序的人。确实，我在此想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掉这笔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损害真正的中国人，而他们现在正试图用他们的新知识影响中国人。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毁灭了中国式的人性，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即一个需要牧师或军人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确定无疑的是，他们会使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增加——而后者此刻已成为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有人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或者其他方式改变欧洲人或美国人典型的人性，使其转变成不需要牧师或军人来保持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请想一想，这将给世界减轻多大的负担啊！
现在，综上所述，这场战争引发了欧洲文明的大问题。我以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没过多久，牧师导致了巨大的花费和太多的麻烦。然后欧洲人以三十年的战争驱逐了牧师，召来警察和军人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如今他们发现，警察和军人导致了更多的花费和麻烦，甚至超过了牧师。现在欧洲人该做什么呢？驱逐军人召回牧师吗？不，我相信欧洲人不想召回牧师。此外，牧师现在也没有用处了。但是欧洲人会做什么呢？我看到剑桥的洛斯·狄金逊教授[洛斯·狄金逊（LowesDison，1862—1932），英国历史学家。]在《大西洋月刊》上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一篇文章，写道：“召来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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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代替牧师和军人，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在欧洲的牧师和军人引发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到那时欧洲的状况会比此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仁慈的缘故也不要召来民众，但是可以召来中国人；召来真正的中国人，他具有良民的信仰，两千五百年来他具备了不依靠牧师和军人而和平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战后会找到文明这一大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中国这里。我在此重申，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大战后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诀，这种新文明的秘诀就是我所谓的良民的信仰。这一良民的信仰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言爱和正义的法则具有的力量和功效。但爱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而正义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正义的法则意为真诚、守信和忠诚，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最后我在此想说，实际上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精神上忠诚，或者正如丁尼生[艾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其代表作品《悼念》(1850年）和《轻骑兵的责任》(1854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情感和美学思想。1850年他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译者注]所言：
尊敬国王就像他是他们的良心
而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
破除异教束缚追随基督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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