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对许广平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两地书》，1926年11月28日致许广平。此处的“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即是“灵台无力逃神矢”一事，然而又不接受朱安。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已经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临行又不愿“一切听人安排”了，放弃了刺杀任务就“仍需生活下去”，“再后来，思想变了”，这既是针对“灵台无力逃神矢”，也针对“我以我血荐轩辕”。1928年，鲁迅与某些“英雄”们论战，说：“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了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为什么不直接说身体有残疾？残疾可以是天生的，而要特别提出“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这与论战毫无关系，这话明显有潜意识。鲁迅认识到自己由“我以我血荐轩辕”到“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再到“思想变了”，这之间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生活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作诗或做文章的逻辑。“我一生的失计”在本质上是一个逻辑问题，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逻辑的“失计”实在是一个软硬兼备的致命伤痛。读外国书，以潜意识理论解释“灵台无力逃神矢”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对母亲的不满深深潜藏在革命事业的勇气中，在革命行动之前又强调对母亲的爱，其背后又隐藏了对革命领导者的不满。据说鲁迅曾说过，有一次，在东京某处看到某位革命领袖与人谈笑风生，而他的部下正在国内起义，出生入死。鲁迅对此人，不由得“惊佩之至”。又据说，鲁迅曾说过，如果陶焕卿做了皇帝，恐怕我们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传统纯文化，倡导人心须常常处在安定之中。一个常常处在斗争之中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语言（或思维）都是那样的不自由。
断发一事也是如此。从《自题小象》一诗看，断发明明是革命的标志，有“预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决心。但是，“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接受包办婚姻与断发都有前后不一致之处，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在几十年后仍然在作“思想变了”的平衡工作。晚年，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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