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事情在这里比《〈呐喊〉自序》要复杂。他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在幻灯事件之前还有另一个事件。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年谱》说他在这一时期回过一趟国,不过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由于详情不明,所以也就不去多加想像了。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因此,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新生》事件的原因,倒不如说不论是否有时间上的联系,对他的回心来说,在性质上是应和《新生》事件等价并置的东西。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抵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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