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引鲁迅《随感》中的一句话：“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小事件则如Cogol的剧本《按查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鲁迅以此来说明“暴君治下的臣民比暴君更暴”的道理。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神之子，以色列的王”，外国书说，人类很难拒绝扮演上帝角色的诱惑。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都喜欢扮演上帝，他们是国民性的改造者、国家的前途的设计师、重建中国文化的大师，然而几十年后他们痛苦的看到，各种革命之后，社会更加混乱，民众觉悟甚微，原来自己仅仅是上帝的化身——神之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并不能改造世界，而应该替人类受苦难，钉十字架。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象征软刀子。鲁迅在《长明灯》和《颓败线的颤动》里也都有小孩子用苇叶做钢刀一挥，并喊“杀！”的描写。这些都是象征不觉悟的弱者，但也是积极的吃人者。
“不肯喝用没药调和的酒”，隐喻鲁迅不肯承认这场包办婚姻，拒绝以敦伦之乐做没药来麻醉自己。夫妻而不同床被鲁迅解释成是为了理解包办婚姻的痛苦，“要分明地玩味”它。这就很有创意，且深刻极了。
“以色列人”，借喻守旧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鲁迅将它与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比较，“悲悯”它的前途，仇恨他们的现在，这个“现在”是使自己丧失了合理的婚姻。
鲁迅要想有所改变，而感到四面都是敌意。鲁迅的自由恋爱受到两种人的“敌意”，一方面是家庭内部或其他不觉悟者，这是“可悲悯的”；另一方面是某些“文氓”或其他恶意诽谤者，则是“可诅咒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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