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新世纪以后,某些东西确实已被无端提速，就像此刻，当我说起文学--诗歌意义上的“70后”时，就像谈论已经完结的东西，就像总结。
现在我试图朝着当年去想，往最早的他们可能出现的时段里去想：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一些刊物上发东西时就曾遭遇过那时并不明码标出的“70后诗人”，有那么两个似乎还挺“火”--所谓“火”就是已在《人民文学》那样的“头牌国刊”上有组诗发表，如今这两位小爷早已不见了，我甚至已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去年的某个时候，我在一家诗歌网站的诗讯栏中终于又见到其中一位的消息，说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给某大酒厂写了一首万行长诗，得到了一千万的奖金云云……看着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思来想去，确实没有比我的“关门弟子”马非更早的“70后诗人”了，比他更早的就是上面这种情况了,未得“幸存”，无法“活着”。当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回到故里西安，最先寻上门来的大学生校园诗人是与我同代的“知识分子诗人”西渡的胞弟西村（后易名达达），他是韩东早年曾经执教过的陕西财经学院的一名学生，随后他又带来了他的同班同学一边：是我当年接触的这帮年轻人里最灵的一个（当年我确实打心眼里认为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随后，这最灵的一个又带来了最笨的一个：就是马非。当年他还不叫马非而叫王绍玉，是陕西师大中文系的一名低年级学生，当年就生了一张老脸，在1991年的一天被一边初次带到我的单身宿舍，当时一边一进门就介绍他说是某位著名诗人的侄子，年轻气盛的当年，我对“世家子弟”从不正眼相瞧，也就没有多瞧他那张老脸，只管跟一边说话、谈诗，听我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王听着不顺耳，张口争论道：“照你说，干脆把梅花都写成梅毒算了！”--听完此话，他们走后，我还就把“梅花”写成了“梅毒”，那便是后来侥幸得以发表在《诗刊》上的拙作《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
我反正是已经死心踏地要和正人君子的诗歌过不去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对方：我刚读到一边拿给我的这个小王的一组青春抒情诗式的东西(写得其实不坏)，他自己拿来的新作却一下子从“梅花”跳到了“梅毒”，我喜欢这样的“孩子”：他不是那种要为嘴皮子上的真理而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对方辩友”，而是在努力寻找着能够打开自己生命的真诗，寻到了他便在暗中自认，玩将起来。小王后来给自己起了个文诌诌的笔名叫做“非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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