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的发言在90年代，从汉语诗歌的内部严格来说，真正能构成并被称之为事件者惟有“盘峰论争”。如果说“朦胧诗论争”、“两报大展”是8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那么9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则无可争议的属于“盘峰论争”。
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事件的发生对于汉语诗歌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这是由本土化的汉语诗歌极具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也是由诗歌在当前社会大的文化环境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它的民间性，它的地下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它在常态之下保持沉默的面孔。它因事件而开口说话，它因事件而使人们得以了解它存在的真实，它因事件而显示出这儿的空间从来不是死水一潭。事件成为汉语诗歌向前一跃的跳板，或者它一直跳跃着，是事件的镜头让我们一次看到了它所到达的远度。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事件让本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揭开了。
“朦胧诗论争”是三个真人与上百人的论争，现在我仍然愿意满怀尊敬的提到这三位真人的名字：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他们因此而德高望重属于名至实归。我在大学做相关论文时查阅过大量资料，这上百的名单中不乏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和著名学者的。“朦胧诗论争”的结果是朦胧诗被普及化了，是它最终走向传统教科书的开始。这是事件的作用，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活例，是真正的艺术最终将夺取人心的见证。我清楚地记得，在1986“两报大展”发生之后不久，一位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青年诗人有过一番诚实而感慨万端的自白，他说他们当年组建圆明园诗社的时候想的是要高举《今天》的大旗，准备将《今天》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没有想到在外省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的诗歌已经走到了比《今天》更远的地方。这还是业内人士，如果没有“两报大展”，他根本就不知道南方的同行在干什么。这番话恰好是徐敬亚论断“先锋诗歌的重心已经南移”的性感注解。当时尚在北京读书的我由此觉悟到：在中国汉语诗歌的版图上连首都都是孤岛。由此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报大展”--仅仅是数十家民间社团流派一次抽样性的作品展示，就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习惯于膜拜历史，好像只有那过去的铭刻在碑的东西才是值得尊敬的，我不是常常也有望着先贤发黄的照片发呆的时刻么？而对眼前的现实又极度缺乏历史的敏感。我在去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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