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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8年上半年吧,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一封寄自母校北师大的来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沈浩波”的正在就读于母校中文系的大三学生,他除了在信封里夹寄了两份由他参与创办的《五四文学报》外,还在这封长达数页的信中将中国的新诗史按照他的理解“掳”了一遍,我很快写了回信--现在可以回头试想一下:我当时会不会不回他的信?回答是否定的,他来自我深怀感情的母校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这“孩子”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才气、素质和禀赋是明摆着的,我当不会拒绝。

在我看来,这位年纪小我整整十岁的“同门师弟”在其长信中所勾勒出的“中国新诗史”的这份“论纲”是相当准确和有水平的--我也能够看出:这其中有我的母校母系(我至今还对它珍藏着“中国大学中最好的中文系”的美好印象)教育的结果,也有他个人的消化和理解。我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给他的回信中是否谈及了我对他信中所谈内容心存的两点异议:一是把欧阳江河说得太神了,抬得太高了;二是在谈到我的诗时用的还是当时评论界惯用的那些俗词:“另类”什么的。从《五四文学报》等处看到:他那一段署名为“仇水”发表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受到欧阳江河影响的外在浅表特征,后来真正认识之后,他更是向我坦承:他是从读汪国真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表现的是一份大气!我就有过一大纳闷:汪国真当年数以百万计(保守估计)的青少年读者和今天诗歌网上动辄以“你是汪国真”来攻击他人诗作的虫子们到底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对此我深表怀疑。另外,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头两年里我与“知识分子诗人”西川因稿事通过两封信,在信中我曾向这位仁兄坦承:我少年时代曾受到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数年过去,到了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时,这个西川在他那篇将“民间”诬为“黑社会”的文章中用“有信为证”的口气“揭发”我:曾受过傅天琳的影响。在他看来,这很可笑么?好像是什么罪证似的?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我在我的一篇自述中曾经这样回应道:“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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