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16日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口等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架要吵。那天下午，在平谷“盘峰会议”上，当王家新的发言《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结束之后，我知道必须参加战斗了，以战士的身份。我在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有针对王家新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那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发言而不像“吵架”。我真正的吵架姿态是在第二天下午针对唐晓渡的。唐晓渡的发言大大出乎了于坚的预料，于坚以为以唐晓渡的身份他会来一番“高屋建瓴”加“各打五十大板”。也许本来是想如此，但在于坚和我的发言之后，“知识分子”败局已定的态势也出乎他的预料。他是来替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翻盘的。当时于坚和唐晓渡僵在一句话上，作为本方“副将”，我只有挺身而出，这是“团队精神”。而从个人风格和表现欲来说，我愿意和对方“主将”会一会，我想别说唐晓渡，就是他们8个人（加上跑掉的西川）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事实也是如此。让人想不通的是唐晓渡！我想他是与“知识分子”有了阶级感情，于坚和我发言时，他为什么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
会开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了。过过嘴瘾、意气风发一下而已。以至于《北京文学》来组笔仗稿时，我表现得相当被动，我说：“就让他们先骂吧！他们在会上受了气。”于坚也很被动。反倒是受了邀请却没有到会的韩东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搞，一定要搞！”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就都写了。在这一轮对方主场的交战中，韩东一人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打击，他将“知识分子写作”命名为“读者写作”，将他们90年代的表现称之为“老诗人新成名”。也正是在这一轮中，唐晓渡留下了写给谢友顺的一封信，西川留下了他悔之晚矣的文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的战事中单挑程光炜和西渡，打击对象仍然是唐晓渡。打击对方主帅仍然是我的战略。让我感到不过瘾的是，唐晓渡始终不作正面回应。据一位知识分子诗人私下透露说，他们的战略是：“围攻于坚，不提伊沙”，目的是不让伊沙出名。80年代的老诗人总有一种错误的幻觉，以为他们比90年代的新诗人更有名，你以为你在这个“坛”上混得时间长就更有名吗？你们可以打听打听，伊沙骂唐晓渡、西川是借他们出名还是帮他们出名？我必须承认：他们知我甚深--我在这儿兴致勃勃地搅来搅去不就是为了图个乐子出个风头成把俗名吗？也许西川君还是愿意成全我，他在文章中违反组织原则地提到了我，使我顺理成章地找到了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