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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