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阶层，大多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阿尔文·古德曼：《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被视为“科技贵族”。新阶层的崛起背后是社会对富裕、科技、教育迷信的反映。经济学家热衷于报告不断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下降的失业率，并将之视为美国的胜利。经济学家不但欢呼经济的增长，还认为这些经济成果被国民平均分享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是，随着经济发展上升，阶级间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会慢慢消失。人们对科技兴趣盎然，认为50年代不但美国的经济，而且科技上也进入新时代。原子弹、半导体、电脑，这些科技发展使美国进入“电子革命”。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了天，美国的“科技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对科技的迷恋，也影响了大众对科学工作者的态度。科学技术家被授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和企业也增大了对科技的资本投入。这样，知识分子、企业家、政府官员就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20世纪50年代强调普及教育的观点。在20世纪初，美国只有4%的人高中毕业。但在50年代下半叶近60%的人是高中生。教育的普及往往会招致怨言，因为扩招降低了学校的门槛和标准。在1950～1960年，公共教育扩招了近50%。当然受教育的水平和经济呈相关性：1956年，大学生的收入比高中生的收入要高近50%。种种教育普及的迹象也被视为美国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很少有人诘问昂贵的私立大学和经济窘迫的国立大学间的区别，或者富人及上层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在好学校就学的比例。
新阶层的背景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受到教育是在技术型社会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很显然，大学文凭是获得高薪职业的要件。但这不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都能进入专业或管理阶层。毫无疑问，高学历能够使人更容易地进入高层，但真正的问题是获得这种高资历的机会非常有限。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比一般人的孩子更易进入大学。这种情况挑战了我们所谓平等的概念。哈佛大学里80%的学生来自专业管理者家庭，只有8%的学生出自蓝领工人家庭。
这意味着，在美国，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经历才有助于个体进入这个科技社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集中在管理者、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等，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中上水平。而那些下层中产阶级则鲜有高学历者，他们是小商人、技工、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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