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考尔老太太的故事,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房屋的改建过程,而且是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心态史的变迁。显然,当时,加拿大大多数市民都拥护“适合居住的城市”这一理念,因为更多的人看到了福利化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这些人群受到良好的教育,通常是职业化、经理层人员出身,受聘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组织,职业大多为教师、社会工作者、建筑师、律师;这些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阶层的人员并不完全是上文提到的迁入社区中的中产阶级。诚然,共管公寓的居住者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但是他们更多的是私有行业的业主,更倾向于关注私有行业利益。而这里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相反,大多受聘于前文所述的公共或准公共部门,他们尊重城市的旧有遗存,并相信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并非政府的单方责任。但这两个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点:向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享受中心城市的大都市生活。

发生在加拿大主要城市的运动是有关社会、城市空间和政治的多维重塑,它可以被纳入更宏阔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之中。这期间,一系列的运动定义了该时期: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特别是发生在1968年巴黎的学生运动以及发生在西方世界二战后的反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正是这种繁荣招致了世人对它的批评。

这样的情形似乎准确地回应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理论:在分析1970年前后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时,丹尼尔·贝尔发现了正在形成的潮流——社会的职业结构逐渐被一个白领阶层的人群所垄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专业化的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大学和科研机构取代工厂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机构。伴随这一趋势而产生的大量专业化职业者,如经理层人员、教授、技术工人,逐渐享有与其地位和身份相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特权群体并直接影响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后福特主义问题,是与新中产阶级和后现代城市问题相关的问题。戴维·雷认为,后福特主义的理论着眼点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之相比,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多得益于社会哲学和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如果说后福特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的论述藏于宏观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之下的话,后现代城市的理论则完全彰显出来,直接描摹出它对于都市图景改造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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