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的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年，第55页。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在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下，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占据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如欧美国家那样，形成有实力的现代企业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被封闭在低生产力和落后的经营管理状况下，充当着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作用。所谓的新中间层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不景气下的失业危机、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以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薪水层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同上，第100页。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产阶级运动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社会大会党在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就曾明确断言：“最近我国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
“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向是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185页。“战后日本的新中间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とらえ方》，京都：PHP研究所,1982，第53页。日本结束美军占领期后，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的增长，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增加了约3倍共达1000万人，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膨胀化现象，而同期由各种私营人员、家庭企业工作者构成的老中间层的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约1/4。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生产体制的产生，市场垄断加剧，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Vogel,JapansNewMiddl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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