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中产阶级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集团化、科层化纳入到依附性地位之上，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Ibid,pxvii同时，“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Ibid,p65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视野与界定标准上的变化。
虽然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显然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傅高义的研究始于30年前，但当时日本的发展达到了与韩国90年代可相比较的阶段。也就是说，韩国是在90年代才达到了日本30年前就已经大概达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但不同时期两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仍然难以等同，莱特的《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是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对韩国中产阶级进行深刻分析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韩国中产阶级的界定走出了以往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局限，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读。作者在韩国所见与傅高义在日本发现的大相径庭。正如作者指出的，工薪阶层在韩国并没有在日本同样的重要性，在当代韩国背景下沿用将中产阶级两分为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老方式存在困难。
通过使用布迪厄指出的消费或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一样决定着阶级的实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莱特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圆满的、有特色的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模式。联系韩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标准之后，作者研究中的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所有在韩国有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Lett，DPotrzeba，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s“New”UrbanMiddleClas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and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pp4～5在这里，“中产阶级地位”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绝对的类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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