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rom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change）。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rom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韩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韩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不同，韩国中产阶级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而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旧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Mills,opcit,pp64～65而韩国中产阶级产生伊始就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路。诸多研究表明：韩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HsiaoHsinHuang，opcit，pp24～50也就是说，韩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根据韩国社会学家洪斗承的研究，韩国中产阶级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具有渊博的专门知识和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和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担任高级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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