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地位意识是韩国当代中产阶级的习惯。也就是说，地位意识不仅是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财富，而且是产生他们的所有财富——包括他们的性情（体现方式）、他们的商品、他们资格等等，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原则。Ibid，pp207～227阶级内部的不同生活风格源于不同的资本结构。比如，经济资本多的人生活风格不同于文化资本多的人。无论如何，被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阶级习惯即地位意识上表现较为一致。
由于朝鲜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和1945年后土地改革的结果，即使那些传统的精英也不能摆脱生存必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贫穷，甚至还缺乏文化资本。随着二战后教育机会的增加，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许多家庭都能够获得教育资格，从而获得文化资本。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对于那些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人，生存的物质状况也开始不断提高，这样，处于受生存所困和不受生存所困的人之间的中产阶级便出现了。
许多出身一般的家庭通过获得教育资本再获得一个中产阶级工作，或者通过商业，近期（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与土地规划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经济上的意外之财，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从概念上讲，韩国构成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准比传统标准和布迪厄的标准要高。韩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上层特征也进一步支持了韩国中产阶级为上层或统治阶级认同的标准。韩国中产阶级的上层特征主要表现在：“（1）所谓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2）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级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3）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opcit，p224
在对社会空间及其转型的讨论中，布迪厄写道：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群体努力采用的策略是避免其阶级地位降低并回到他们的阶级轨道之中，其他群体也采取策略企图重建其被打断的希望之路，这是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Bourdieu，opcit，p147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中，不同的阶级都在使用不同的策略获得资本，巩固其阶级地位。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与再分化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其特定的“品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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