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王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4页。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更是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3～394页。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因为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出现与之不合的分歧，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挑战，直到东亚尤其是韩国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由于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关中产阶级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问题重新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在对后发国家如南美、中东等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比较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大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而且他也意识到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同上引书，第283页。事实上，他还以具体实例论证他的所言不虚，中东与南美的中产阶级就是典型。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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