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与米尔斯所描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旧中产阶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政治特征是否已经不适用于以韩国为典型的另一类中产阶级了，或者说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作为是否已经完全超越了米尔斯的预测，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对待。其一，由于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中产阶级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正如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和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各方的分歧还不至于严重到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更不用说鼓励他们这样做了。”Mills,opcit,p351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是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同样也在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身上表现了出来。其二，米尔斯曾经断言由于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集团或者形成独立的政党”，“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Mills,opcit,p353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韩国中产阶级会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韩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次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中产阶级，而且虽然参与过多次政治行动，但至今为止中产阶级仍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如果在这种社会转型的政治冲突多发时期韩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那么未来的希望就更渺茫。其三，尽管表现出进步与激进的一面，但这种进步与激进并不是没有原则和底限的，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威胁社会稳定的关键时刻让步、妥协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热情是有限度的激情，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言的工人阶级那样具有一往无前、破旧立新的勇气，因而在本质上他们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能是“后革命时代”。所以韩国中产阶级仍然是韩国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点，是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重的，也与米尔斯所强调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并不矛盾。然而，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毕竟具有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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