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遭受来自上层阶级的盘剥，他们的升迁会遭遇各种阻力，导致失败，所以他们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要求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积极推动社会运动。台湾的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们非常活跃。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锤炼大众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也有助于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形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治的公共领域。亨廷顿指出，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77页。“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4页。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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