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就业、收入、地位和希望的来源所在——就无需去怀疑中产阶级对国家事务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心态。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欧巴关系的、几乎可视为狂想的预测中，中产阶级对于未来依然还怀有希望，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未来的国度”。同时，蔑视政治交易的道德优越感确实显示出高尚的姿态。假如中产阶级不能使世界按自己的道德观运转，至少也能够在想象中自我放逐于这个不理想的世界之外。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20世纪50年代阶级对立更为尖锐，经济增长也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势头时，中产阶级要么选择某一立场，要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中产阶级的壮丽史诗之下，潜藏着更多不为人觉察的细节。不信任政治斗争却陷身于双方对立的局面，巴西中产阶级无法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曾大胆断言的那样：“在国内政坛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律师路易·德·艾兹维多·索德雷于1952年所言，他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被“赶到了第二趟航班上”，按照这一观点，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愿表现得像个制造麻烦的群体，中产阶级为其日常生活赋予了这样的含义：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自身的地位很适于追求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在变动迅疾的社会里，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反现代化”，而表现了现代性中活跃的保守主义的一面，受到了秉权者的鼓励。中产阶级普遍感受到，舒适的、或者说至少被视为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通过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断努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个别人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或加入某一党派的方式，但在1950年之前，中产阶级并未普遍参与到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民主主义或其他任何左派思潮之中。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讶。政治纷争能够在日常生活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富有意味的表达，这和它能够在事先计划周详的政治策略中得到表现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并不会如意识形态和党派所愿，从政治事务中被消解于无形。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已经消逝的现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仍是现代生活中核心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由于对形势感到不安，某些人可能通过谴责意识形态的罪恶来进行自我平衡。这些行为时常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换言之，挫败感、冷漠、顺从、畏惧、满足、放任以及犹豫不决，是20世纪大多数人对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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