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大谈民歌，并不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块唱歌的料。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天生有这细胞，却被有意无意埋没的人多着呢，不一定非轮着我出头。假如当初没有进内蒙艺校，我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而假如不是由于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也完全可能不会进内蒙艺校。这里有一系列偶然的契机。
我这人有点怪。都说性格就是命运，问题是我的性格和命运中都充满了矛盾。
就拿上学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姊妹五个中可能就数我不爱上学，但偏偏是我在校读书的时间最长，学历也最高；另一方面，不爱上学的我偏偏又上得最早，而且是自己闹着要上的。你说矛盾不矛盾？
我之所以闹着要上学，是因为看到我哥要上。我爸被闹得没办法，只好也给我买了一个和我哥一样的小包，里面放上一样的书，清早六点一样喊我，就这样去了。
到了课堂上，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小凳子，让我靠着我哥坐；他不用说是正儿八经听课的，可我不一会儿就倚在他身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他推醒我，喊下课。
差不多每天、每节课都是如此，这样坚持了十来天，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到我能坚持的时候又出了妖蛾子：我根本就没耐心听讲，净在下面涂鸦，牛呀，羊呀，树呀，什么都画，最多的是小人儿。
这么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事实上直到三年级，我的各科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考试得鸭蛋是常事。
我也有办法对付。首先是尽可能地躲：一听说要考试人就没了，回家老爸问起就撒谎，说这次没考，或老师没报成绩；实在躲不过去时我也不怕：考了零蛋就偷偷把考卷撕掉，回来照样撒谎，只有在偶尔考出个三四十分时才拿给老爸看。他是厚道人，明明知道我在玩猫腻也不拆穿，相反每次总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不错不错，我儿子有进步。
但我妈却憋不住，经常唉声叹气，抱怨“我们家怎么生了个傻儿子！”
回头去看，我当时之所以是那么一副德行，除了我自己的性格因素外，恐怕也和我姥姥有关。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不到五岁我就跟着她去放羊，上学后又总跟着她过寒暑假。每次新学期开学，她都要亲自送我，一直送到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一处沙丘旁，然后捋捋我的书包，塞给我一两毛钱，这才哑着嗓子说：放心走吧……她对我那个好，那个慈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是无条件的；我呢，也就经常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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