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怪我妈短视。她说的是大大的实话。我爸当时不说话，也是为此心中感到为难。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毕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嘛。但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酒。据说在我来之前，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从来不喝酒，我算是这方面开风气先的人，当然是坏风气——不仅一人喝，还带着一帮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点；去处必定是火车东站，那儿的小馆子通宵营业，别处没有。常常是晚十一点开始在宿舍里点数，还没点完就走人，想到热腾腾的饺子就二锅头，耐不住啊。这是说人多的情况；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则谁付账就会成大问题。
我开这个风气，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浇愁，借酒逃避，这又是那些“跟风”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学的第一学期大概有十几门考试，我半数以上不及格，为什么？语言不过关，听不懂。我那点儿汉语，吃吃饭、聊聊天还可以，听课就不行了；老师又不能单照顾你一个人，感觉中常常是“哗”一下过去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像鱼被晾在沙滩上那样，只能干瞪眼。
不只是听，还要写。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写那么多汉字，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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