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回顾一下：初入艺校，我学的是舞蹈，三个月后改学三弦，第二年又迷上了作曲；毕业留校，我教的是三弦，可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却是指挥；我考取的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板儿正的五年本科，毕业后进中央民族歌舞团，职务是指挥，却以唱歌成名，并最终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虽说总不离艺术圈子，但听起来还是有点过份。有人说我净“不务正业”，我认；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算是寻找到了吗？好像是找到了，但也不敢说死。世界也好，人自身也好，都有太多未知的东西，难以预料的东西。比如退回去三五年，我就不知道我会写这本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到这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师。我写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莫名的感激。
我不想虚言他们在专业上给了我多么大的指导，我所要感激的比这更加宝贵，即对我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说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有时不免就想：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内中我特别感激的有两位，分别是我在内蒙艺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主课老师，一位叫呼力亚其，一位叫冯国林。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给了我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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