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酒的“场”效应，我最怀念的就是和三个好朋友组成的、持续了好多年的一个“场”。这三个好朋友，一个是崔东彬，前面已说到过；另外两个分别是杨强和康绍辉，都是团里的舞蹈演员，其中康曾名噪一时。
我们四个人，我、崔、杨都是60年生人，而以我为最长；康绍辉稍小些，但也小不了一两岁。
不过，让我们成为一个“场”的并不是年龄，而是酒，是和酒密不可分的脾性和感情。
91、92两年是我们喝得最厉害的时候。只要四人都在，必是中午、晚上各两瓶二锅头，几乎天天如此。
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满地饭馆，民族歌舞团周围只有一个“新疆餐厅”，我们就总去这个餐厅。
菜无所谓--反正贵的也买不起--关键是酒。有时人多得占不上桌子，我们就利用人头熟的优势，去他们的库房。
最惨的一次，四个人都囊中羞涩，没法点菜，可那也挡不住：正好库房里堆着好葱，我们就就着那些葱喝了一顿。
92年我们还在团里发起过一次啤酒大赛，号称“崔杨腾杯”；为此成立了一个啤酒协会，我任主席，崔东彬任副主席，杨强任秘书长，当然都是自我委派的；又录了像，非常好看。有关我的那段，用摇滚乐作背景，我戴着墨镜，正拿着一把刀子刮脸。画外音我记得是：草原上的牦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可惜，这盘带子后来被电视台借去搞丢了。
康绍辉当时在新疆演出，所以名号、职务，都没他的份。他回来看了录像，气得双脚齐跳，说我们四人这么“铁”，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等我？非要讨个“说法”。
他占理，没法驳，最后我们决定委任他为公关部主任，大致相当于当年孙悟空的那个“弼马温”。就那样，还把他乐得颠儿颠儿的。
一时团里酒风大炽，“酒鬼”、“酒仙”层出不穷。
写到这里不禁有点恍惚：我们真有过如此巨大的热情吗？
维持这样的热情需要一种魔力，那么究竟是酒本身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还是我们共同的需要造就出了这样一种魔力？什么又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呢？
四个人在一起当然不只是喝酒，还说话，数不清的话；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次次的聚会更像一幕幕的哑剧；动作也极为单调，无非是举杯、举杯、再举杯。
唉，岁月、青春、遗忘，都泡在酒里了……
可是，很难设想，若没有酒，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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