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演出时，我当然绝大多数用的是汉语。后来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对此表示不太理解。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想这正是分歧所在，就解释说，我确实是一个蒙古族歌手，也无比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在国外，我首先是一个中国歌手，所以主要用汉语演唱。不仅在这里，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
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作秀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什么必要的谨慎；就是在国内，我也从来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既没有以此来限制自己，也没有试图把这当成一种获利的工具。这和我对本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一点也不矛盾。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回答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把我当成自己的歌手，我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的最大骄傲，最大财富。
当然，这也是我踏踏实实地说“我是一个中国歌手”的最大根据。
我不在乎有人会因此攻击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少吗？一篇文章说我“十岁以后就过上了汉化的生活”；更有甚者，说我的父亲“早早就汉化了”。我甚至懒得去理会：爱谁谁，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吧。
这里有一份自信（艺术家的自信），一份超脱（艺术本身带来的超脱），但也有一份“过来人”的淡漠。曾几何时，我也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苦恼过。立足这样的“身份”苦恼，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压力，就是如何尽快地融入汉人或汉文化的“圈子”。为此我确实付出了一些额外的代价，包括前面说到的自尊心，也包括喝酒。有时实际上已经喝不动了，但为了装“英雄”，为了确认自己是“圈子”里的一员，就还硬着头皮往死里喝。为此也没少花冤枉酒钱：明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还要充胖子，有没有自己的事儿都争着付。
那时只要一静下来，就能非常具体地感到压力的重量：生活的、事业的，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孤独。那种举目无亲的滋味令人虚弱。这时就免不了感叹：真难啊，太难了！要不是后来出了名，我也许会一直这样难下去。谁知道呢？
在这种“难”中显然有某种成见在作祟；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要补充两点。第一，所谓“成见”不仅是一种压抑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激发你的动力；第二，这种成见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民族”的标签，动态地看，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境遇。
我刚到民族歌舞团时住的是集体宿舍。我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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