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它指的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即：逻辑推理。大约在晚清时期、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不久，当时的中国学者就把科学叫做“格致之学”。但这个说法在13世纪、也就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500年前，就被明朝的大学者王阳明给否定了。
王阳明曾经像现在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格物”。据说，他“格物”是相当认真的，可是“格”来“格”去，他怎么也找不到出路，竟然“格”得大病一场。后来，王阳明回忆从“格物”到发病、再到痊愈的整个过程，最后恍然大悟。于是，他终于大胆地否定了朱熹的说法，认为“格物致知”不是逻辑推理。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格去物欲，方能致知”。
朱熹是王阳明的前辈，他老人家曾经自作聪明地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进行了“格”式化的注解。从那以后，人们看到的孔子学说，其实就是朱熹版本的孔子学说。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门科学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这种说法也对，但它会让我们的目光远离自然，远离老子、庄子、孔子、以及孔子的学生们当年所说的“道”。虽然社会科学也谈到道德，但这种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建立的“格”式化道德并不具有道德本来应该具有的自由、快乐和爱，恰恰相反，它让人感到刻板、莫名其妙和压抑。花儿是不可能按照这种道德来成长的，人也不可能。100多年前，人们之所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便是因为朱熹的这种“格”式化道德。
朱熹的“格”式化道德是“存天理，灭人欲”，达尔文主义的“格”式化道德却是“人欲即天理”。一种“格”式化道德打败了另一种“格”式化道德，却让孔子和洋溢着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背了黑锅。
天理即真理也，即“道”也。从表面上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与王阳明的悟道并无不同，其实大有区别。朱熹的哲学是推理出来，王阳明的“道”是感悟出来的。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无法并立，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在王阳明看来，虽然天理只有通过“格去物欲，方能致知”，但凡是符合天理的人欲无疑都是正当的。
所谓符合天理的人欲，其实是为了满足生命成长的需要。你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它们是应该被满足的。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天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朱熹的“格”式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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