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中产阶层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层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既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加之美国的联邦性质、美国的乡镇制度以及美国司法权的独特结构，使得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不但得以形成，而且能够维持下去。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VolumeⅠ(NewYork:VintageBooks,1990),pp288～299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层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CWrightMills,opcit,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层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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