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同上引书，第88页。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层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层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层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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