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观点还表现在中产阶层的旅游休闲活动中。北京的B8对团队旅行不屑一顾，她态度坚决地说：“绝对不跟（旅游团）！跟过一次，不好，它跟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当然它会安排星级酒店。比如一次到香港，它安排一个生产绿色蔬菜的地方，开三个小时的车，到那个地儿，吃老百姓的那种菜，这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由此可见，比起休闲对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中产阶层更为青睐的是其符号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们才会远离“麦当劳化的团队旅游”。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57～159页。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便在这种区分的“规则”中得以体现，而潜在的道德、文化意识等则进一步构成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休闲生活中的合法性规范要素。B8女士为我们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着，你这儿打着（高尔夫）球，人家又谈成多少生意了。（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场高声打电话，争一两个球，为个球杆打架的，什么人都有！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绅士场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确实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气，拿着那好杆儿不让，他就特生气，就拿着那杆儿打人。人就得劝架啊，多危险，那是铁头杆儿啊。（问：高尔夫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人就好长时间不好意思再来……人也是那种特好的人，平时他也不那样儿……”
按照人们的常识，上例访谈中这个“男的”原本铁定属于中产阶层体系，可他却因为在偶尔的休闲活动中违反了圈里的规范，而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合法性，行动者本人也因此自惭形秽。可以说，这也是休闲行动中的一个“意外结果”。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赋予意义的某种活动，借助‘调子’，便可以在另一个派生框架中获得新的意义……在‘讲规矩’的过程中，规矩体现为某种控制手段，这种体现过程构成其实际运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67～168页。因此，纯粹的运动场上的休闲交往也为中产阶层合法性意义上的结构边界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场所，“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151页。这样一种类似语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