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279页。
3认知能力与休闲
在某些中产阶层个体眼中，休闲似乎还只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他们无视休闲的稀缺状况，甚至主动向往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换取其他资源。S13就说：“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考虑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弃忙的。薪水和福利待遇觉得满意的话，多忙一点也是可以的，反而是有空的时候觉得不自在。这两天快不工作了嘛，很空，觉得不自在。在家呆着，两天、三天行的，到第四天肯定不行的。”在她的言语背后，仍潜藏着那种“如今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的共识，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初步兴起阶段所面临的现实。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个体开始逐步萌发出注重休闲的生活意识。上述B8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说：“我觉得（休闲）就是个态度问题……他真的有钱以后，钱确实是没有用，你想啊，钱到了一定水平后，人的精力、身体也到了一定水平了，生活的需求就那么点儿，那些钱怎么办呢？”访谈对象S7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痴迷，但“现在的工作、休闲态度与以前有点变化，现在常常发现想做的与实际能做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所以现在感到计划要定得现实一点，比如相对能做多少，就少做一点，做得认真一点，要留下一点时间enjo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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