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的关注带来过多的保护。1996年是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跨进大学校园的年头，在各高校的报名点上，送孩子的家长明显多于往年，有的甚至是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出动，父母累得满头大汗，去办理各种入校手续，孩子则优哉游哉，轻松自在，孩子自我锻炼的机会就在过分保护下被剥夺了，杨东平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9页。这样同时也使一些没有经受过挫折的孩子心理特别脆弱。
对于此，很多中产阶层父母其实是有所反思的。N10是一位文化工作者，说：“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其实是有功利性的，我们总是希望他的成绩好，其实小孩需要的关注不是这个。也许成人和小孩需要的关注是有违背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去适应他，像现在他回家看电视我也尽量地克制自己不去说他，小孩子也应该有他自己的娱乐。如果不注意的话小孩子就会逆反，就会厌恶。”她跟我谈到了她朋友的孩子，一个学习成绩一贯很优秀的小孩，次次都是第一名，而且好多都是免考，但是这个小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厌学，不肯上课。家里人也都不知道原因。后来老师就找家长谈，又找小孩谈。最后向孩子保证，不给他任何压力，让他去听课，不给他做要求，结果他就自动地学了好多课。不再是由家长逼着他去上课，而是他自愿地选择了好多课。他报了奥数、作文等等，学习也继续保持了很好的名次。N10深有感触地说：“学生逆反的不是家长为我选择了什么课，而是家长的态度，就是你为什么要为我选择这么多课，实际上他自己也会去选择这些课，但是方式不一样，因为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大人应该让小孩子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小孩子可能更能接受一些。”
但是竞争的压力，或者说，对孩子今后生活的担忧使中产阶层父母不敢放松对于孩子的关注，哪怕他们自己也深知催迫下出不了人才，他们还是常常无法转移关注的目光。N10说：“对孩子关注多了对他们有压力，但是不关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小孩，你不关注他，你关注谁呢？比方说像我家小孩，从他有时候没有来得及丢掉的随笔呀，小文章呀，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冲突，恐怕并不只是在N10一个人身上发生。
中产阶层在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高校大扩招”。前面已经谈到，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渴望，但是，当“大学生”不再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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