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不是一个产生于传统城市基础之上的都市，而是随着近代开埠因商兴市、以商立市而崛起的城市。作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重镇，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和碰撞，使上海近代城市的发展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殖民侵略等多重关系的冲突、对立、纠缠及转化的矛盾运动当中。这使得上海的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市三治，行政多元，法律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在世界城市史上，尤其引人注目。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序言第2页。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三方政权并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非统一主权城市，上海的割裂状况直接影响着它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整合。但是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庇护作用，又使得西方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及方法能引入租界并即而为华界地区仿效，使其很快进入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租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示范，加之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在上海与国内、国际间的流动不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使上海成为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在中国的首选之地，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以及教育事业等在此率先出现。此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很快取得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它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大量的资本和工商业，而且还汇集了中国最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商人；不仅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员工，而且还建立起国内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后发生型现代化一方面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被强加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促成了因其生存挑战而作出的被动回应。其初始动力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外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城市自身已发展出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从而弥补了前现代城市中所缺乏的动力。忻平，同前引书，第29～31页。此时的上海已是有380万人口，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200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多至百余家，独步远东商港及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上海市年鉴》1937年（上），上海：中华书局，1937，（总）1。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在：其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新的社会阶层、阶级与群体出现；其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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