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与广大产业工人相比，只要是能够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准的中产阶层，不满和怨言就相对要少许多，也更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公务员、大中学教师、中级职员、工程师、编辑等月收入达到100元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还能雇佣女佣，其职业和收入往往优于一般大众，并因此确立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进咖啡馆、看电影、举办新式婚礼，追求生活的时尚与品位。当时西装在沪上极为流行，成为银行职员、大百货公司店员、教师、文化人等各行各业人的常用着装，据称“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据郑逸梅《西装商榷》记载，见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页。由于服饰是上海社会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业的工人中，如邮工，“穿西装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装的也未始没有”。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467页。正如鲁迅所说：“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563页。吃西餐、进咖啡馆等餐饮习惯，从早期沪上的西人、买办、有钱的上层人士，到后来为中产阶层所接受，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时尚生活而逐渐流行开来的。据1946年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不下500间。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3页。价格在2角至7角5分之间，租界里的娱乐场所更贵。徐迟等：《上海众生相》，上海：新中国报社出版1941年7月1日，第79页。而被称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美式为主，还有法式、德式、意大利式、俄罗斯式等，高福进，同前引书，第42页。其中又有档次之分。高档的西餐馆最低消费30元，物美价廉的俄式西餐（又称“罗宋大餐”）1元2角，质量已相当好了。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97～98页。吃西餐、喝咖啡相较穿西装而言，更具有文化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阶级区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价格限制了大部分劳工阶级的消费，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复杂讲究以及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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