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具有现代专业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日益增多的现代文化机构密切相关，截至抗战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学校，几十所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几十家广播电台，几十家电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机构与医院，上千家报纸杂志社、通讯社等。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为城市的现代文化设施与日益扩大的社会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巨大的供需市场结构使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优势介入社会，成为促进上海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忻平，同前引书，第137页。
作为知识阶层，其首要特征是以知识求生存，以文化求发展，将本能的个人谋生行为上升为一个阶层自觉的现代社会实践。同上引书，第137页。在欧洲，只有当庇护人制度开始衰落，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需求知识产品的更为广大的公众之时，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6页。同样，伴随着上海社会转型和文化商业市场的发育，从传统社会中心退居边缘的知识阶层，却因现代社会的发展促成了他们在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功绩。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现代化启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独立人格。其文化自觉表现为文化主体意识的树立，现代社会准则的维护，传播科学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会道德的实践。与“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相比，转型期上海知识阶层的文化活动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涵，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无论在内容、方式还是向度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同于职员阶层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知识阶层更多的是以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源于近代以来知识阶层从官僚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其读书取仕为业的传统角色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在于商品经济、文化市场给他们提供了保持独立人格所必需的生存基础和职业基础，并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正如陈明远所指出的，“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的鲁迅，其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的。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161页。
其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阶层将文化的主体意识与社会改造、社会运动相结合，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救亡御侮的现实相勾连，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他们与职员阶层同属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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