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克利佛吉利兹曾指出文化最主要的元素是“共识的意义”。余德慧:《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也就是说，大家的行为，在社会的生活之中，仿佛存在着彼此共同的了解，例如：努力工作、获取成功、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娶妻生子、赚钱养家、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孝顺父母、在小吃摊吃东西等，当我们提到这些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就是所谓“共识的意义”。于是当大多数人所共识熟悉的规律改变时，就产生了文化的变革。它是一种决定性的突破，是一种改变我们过去生活的法则，有时是与过去生活完全相反的，有时是增强现时的生活法则，其文化理念是相互交错又冲突的因子，有时是以传统的保守民俗持续显现，有时则以全面外来西化为主导，这种参差不齐的人文变革所造成的结果，无意间形成了台湾社会中的“文化变迁”。一般的民众并不以此为意，他们多半是顺势而行的老百姓。但是，在台湾社会网络中最具影响力、主导性，又最能反映知识分子言行思维以及一般生活水平的中产阶层持何种看法呢？他们是真的已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还是仍在与未来角力？
被重塑后的社会文化
1961年以后逐步进行的工业化，1970年代的快速经济成长，这些努力的主要目标在于稳定与致富。其间虽伴随着一些文化活动与政策，但在政治层次上并不是重要的，而且相关机构功能的发挥相当有限。因此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台湾由于追求经济的成就而被忽视,甚至被拋弃了，而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特质。吴乃德：《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
在社会伦理上，年资、年龄、性别等归附地位或与归附地位有关的一些条件不再是伦理价值的主体，而改以能力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基础。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运动和社会等级地位上，也表现在政治活动上，因而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复存在而强调竞争与能力。
在角色关系上，由于社会伦理关系的转化，打破了稳定的传统关系，神秘性、特殊性被拋弃，而由理性和一般性取代，亦即社会关系的建构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成就来决定，因此社会流动加速,角色地位的变异性相对加大,此种现象亦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经营组织的系统上。
在家庭结构上,原有的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文化被打破了,明显转化为以夫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传统的角色权威如父权、夫权亦在快速减弱中,父母子女间走向平权主义,夫妻关系也注意到社会地位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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