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湾民众特有的生活形态

90年代台湾民众的生活形态,无论是日常作息、外出用餐、逛地摊、听音乐等,都看出分属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其他如年龄、性别、都市化程度等社会因素也都与之出现不等程度的关联。

台湾地区历年来妇女的劳动率自1954年的29%、1988年的456%,到1994年大致维持在454%的水准。其中固然未婚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趋势更为显著。吕玉瑕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7。过去的研究即指出这十多年妇女劳动力的增加,主要在于已婚妇女的大量涌进且留在劳动市场。妇女的劳动参与固然涉及劳动供给量的变动,相关的研究指出个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区都市化的程度、工作经验、和家庭相关的因素,如家庭收入、子女数、家庭生命发展的周期等都是影响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台湾地区劳动力普遍短缺,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有着再参与的现象(简称之为“妇女劳动力再参与”),而已婚妇女在小型家庭企业等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现象也颇为普遍。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就业的趋势上升,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但妇女仍负担着最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到底妇女的家庭角色对她们进入工作世界有何限制?而涉入工作世界对她们的家庭生活有何冲击?都是令人相当关注的课题。张苙云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3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

事实上,对“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研究看来,在急速社会变迁之下,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呈现出的是相当冲突和矛盾的,尤其是职业妇女,对家庭角色倾向传统的态度,而对工作角色又表现出现代的态度。值得推敲的是,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要较女性更为传统和保守。从比较结构的观点来看,性别角色的规范是依附整体社会经济结构而存在。台湾经济发展需要的是能够服从并且能够接受低工资的劳动力,成长于传统父权社会规范的个人所带有的社会价值,的确有助于产生这样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在以家庭、国家甚且国际市场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这样的劳动市场的运作方式,不仅维系了传统的社会规范,也加强了妇女的从属地位。由妇女外出工作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和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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