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得不，谢祥娃又遭逮回来了！”田边地头都在传，“狗日的捆起吊了半夜都还嘴硬。”
谢祥娃是生产队最壮的全劳力，担挑子、栽秧子、打谷子、拉车子，没有任何人敢跟他做对手。二十七八了还叫他“娃”，一是他还没有娶婆娘，二是没谁拿他当个人，因为他爹妈都是被管制着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家过去是柏隆镇上有名的大地主。柏隆乡平川沃野，又守着官渠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留下来的都江堰灌溉网络，人称官渠，后来改称人民渠）水头，水稻亩产好的可以超过千斤，是我们县有名的粮仓。但是在我插队的1970年，每10个工分才值5角7分钱，一个全劳力在农忙季节满满干1天能挣10分，平时只能挣8分。平均下来，像谢祥娃这样的壮劳力，一天挣不了5角钱。生产队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水田，日子过得都很穷。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社员都非常本分，农闲时节也没有人敢跑到外面去打零工。惟独这个谢祥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大队民兵给抓了回来。抓回来当然要捆要打，但是打了没过多久还跑。我想，之所以能把他逮回来，是因为他跑得并不远，一般就跑到邻县。这次跑得最远，跑到了绵阳的一个乡镇，帮一户人家修房子，正在夯土墙的时候被这边去的人逮住了。我想，假如他跑得远一点，比如跑到广东，这边的人就没法抓到他了。不过也很难说，一是他根本没有坐车的钱，也没那个胆量；二是，广东作为反帝反特前线，警惕性更高，万一在“前线”被逮着了，他娃会栽得更惨。那个时期凡是判刑都要贴布告，很大张的纸上印着很大的字，上面细说犯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和宣判结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在县城看到一张布告，有两个中技校的学生，19岁，跑到了广东宝安县的深圳火车站被抓获，罪名是想偷渡。叛国罪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服刑7年。
那是一个不能流动的社会。一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插队头一年住在贫协主任家，房东姓佘，他有个侄子叫佘闷娃，佘闷娃没事的时候愿意和我摆龙门阵。我四仰八叉躺在篾席子上，透过小土窗看星星，窗外蛙声响成一片。他说：“日他妈卖×，这样活着也算是一辈子？想跳农门的娃儿哪儿止他谢祥娃一个，他娃娃只不过破罐子破摔罢了。走正道，只有参军一条路。但是刘木匠的儿子去了三年，莫球名堂，还不是复员回来。招工？考学校？不要说我们了，连你们知青都没门！男的看来是没得希望了，女的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嫁人，嫁得远远的，嫁个好地方，最好是能嫁给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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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我回生产队看望父老乡亲，村里果然有两个姑娘远嫁了，嫁去了河南。夫家虽然在农村，但男人在修焦（作）枝（城）铁路，好歹也算家属了。
闷娃悄悄跟我说，别老在人前提这个事，嫁啥呀嫁，那是人贩子贩过去的，但是人家自己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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