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车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眠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交恶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头一堂课。头一堂课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常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或者父亲的手机时，就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冷静之后，想想父亲那晚赶走他的朋友，一来不是全无理由，二来，也怪他情绪失控把父亲激怒。保良发现，很久以来，他和父亲之间其实并无沟通思想、处理分歧的有效渠道，平时很少把心里话倾诉给对方，也很少倾听对方的心情。
保良的脾气虽然不及父亲暴躁，但个性上却遗传了父亲的死硬，即便后悔，也不愿主动向对手低头认错。也许父亲也在等着保良的电话，也许只要保良向父亲认个错，父亲就会立即原谅他了，甚至都不一定让他再向杨阿姨和嘟嘟赔礼道歉，一切就都和好如初。
但一周过去了，电话二十四小时开着，父亲没有打来电话，保良也没有打给父亲。父子之间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冷战，试看到底谁赢谁输。
这一周保良倒是给李臣打了几个电话，也发过几次短信，关心他和刘存亮的食宿问题。从李臣口中保良得知，刘存亮住到他们餐厅一个服务生租的地下室去了，李臣还在打游击，今天这里住住，明天又搬到那里。别看李臣来省城不到一年，结交的朋友比保良还多。
因为在夜总会挣钱容易，花钱也就比较随便，如今忽然失业，李臣的手里，还真没多少积蓄。在电话中李臣表示，他还没想好下一步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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