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有人围观，有人惊奇，身前身后，全是窃窃私语。保良不知道自己的脸是白是红，他的全部神经都已麻木。他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人慷慨解囊，在他脚下的纸盒里投入了钱币。投钱的人多为年轻女性，也许她们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出于好奇；也许她们不为治病消灾这件事情，只为保良脸上单纯的表情。也许女人的心都是最柔软的，她们容易被这种爱情打动——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自己女友的母亲，不惜抛头露面，去做如此低贱屈辱的事情，她们或许从中发现了爱情的伟大，和这种行为应得的敬重。
第一天，保良换了两个地方，除了这个地铁站口，他还去了一家超市。从超市购物出来的人手里都有一些散碎零钱，比较容易获得施舍。当盒子里的钱足以把盒底盖住的时候，保良会把盒子重新清空。塞进挎包的散碎票子经过晚上的清点，连保良自己都难以相信，他仅仅在街上站了三个小时，就得到了四百多元善款。照此推算，一个月靠乞讨所能挣的，竟不会低于上万。
他没想到仅仅到了第二天，情况就有所改变。
也许是头一天的乞讨有了一点轰动效应，第二天围观的人聚得更快更多，没用多久，便有胳膊上带红箍的管理人员过来干预。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是学生还是无业，众目睽睽之下，保良当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单位，他所供职的东富大酒店，在省城声名显赫，是到访国宾的下榻之地，是上流社会的著名会所。一位东富大酒店的职工竟然沿街乞讨，当然会成为一个新闻，会使他的企业为此蒙羞。
于是，保良只好收摊避走，在讥笑和训斥声中，红着脸收起纸板纸盒，转移他处。
保良担忧得没错，这事会成为一个新闻。几天之后，保良因屡遭驱赶，只能游击到相对僻静之处，给纸盒投钱的人于是越来越少，倒有小报的记者寻踪而来，一脸诚恳地要和保良谈谈，想套出保良的来龙去脉和行乞的前因后果——你是大学生吧，你女朋友在本地吗，我们能不能找她聊聊，她母亲得了什么病？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故事登出来，为你们向社会募捐……你有没有找新闻媒体为你募捐，有没有在网上求助募捐？不过网上求助没什么大用，谁都知道网上骗子太多……
无论记者怎么追问，怎么诱导，保良始终不开金口，不为所动。
那个自称是都市早报的记者三十来岁，样子和言语也还正派。保良并不认为他是坏人，但绝对相信他能坏事。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被媒体曝光，对他和菲菲，对他的单位，都终将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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