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即所谓“一号文件 正式公布。“一号文件 年年都有，而竟成为农民的“专利 ，缘于1980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 所产生的“转折性 效果。
19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经济从安徽的小冈村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层层堡垒，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它不仅带来了连续七年的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墙角，凿开了一个缺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中国经济从微观体制的放开开始，迎来了一轮难得的“黄金增长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一次挽救了中国。
回眸历史，最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亲历者刘堪回忆，在1978年的文件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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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集体经营和包产到户被冠以“阳关道 与“独木桥 ，在全国掀起大辩论，支持走向“独木桥 的地方领导一度寥寥无几。五个“一号文件 的颁布使得改革的成果迅速掩盖了辩论的激情。1982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宣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价格上的调整，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对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也开始出现质疑，改革一度面临回潮的危险。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农民从粮食增量中获得利益减少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农村新增劳动力。这种增长也没有长期持续下去，随着竞争的加剧，宏观环境的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在1990年代之后迅速回调，大批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这之后，农民增收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大量进城，只是农民工进城的路径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成为近几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靠粮食增收注定难以解决9亿农民的发展问题，增产不增收几乎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1998年之后，通货紧缩、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出现，这些情景让人联想起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以农民增收为代表的“三农 问题亟待解决。
2月14日下午三点整，华彬国际大厦二楼华泰厅，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成为第3期“21世纪北京圆桌 特邀嘉宾，就农村改革的历史和农民增收的难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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