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道 与“独木桥 之辩
《21世纪》：1982年到1986年，中央在农业方面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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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一系列的农业制度安排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请诸位回忆一下，制定文件当时面临的主要争论和文件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刘堪：当时中央关于农业的文件实际上是有八个，我都参与了制定。1982年“一号文件 之前，有过两个文件。第一个是1979年4月中央批准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主要讨论放开农村微观体制，包括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生产专业化等问题，讨论最为激烈的是包产到户是否要施行，最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会后纪要以“19号文件 的形式颁发。
第二个是1980年的“75号文件 。当时召开全国省委书记座谈会，主要解决省委书记的认识问题，当时，“阳关道 与“独木桥 的争论非常激烈，黑龙江的机械化生产模式和贵州包产到户模式、大农业与小农业的生产方式激烈碰撞，争论无果而终，中央也没有裁定，“阳关道 与“独木桥 同时得以存在。中央批准的会议纪要下发，成为第二个中央文件。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司务员吴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整版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引起大讨论。
直到１９８２年的“一号文件 ，包产到户的问题才算一锤定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以肯定，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１９８３年１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 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流动权的问题上，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的“一号文件 ，主要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和土地的流转问题；1985年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取消３０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的“一号文件 进一步强调了已有的农业政策必须执行。
最后，1987年还有一个“五号文件 ，其实也就比“一号文件 晚发了几天，文件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有一些告别的味道，却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17年。
《21世纪》：对当时的情况，林教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有过精彩的逻辑梳理。
林毅夫：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当时的八个文件就是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取消了那些抑制生产积极性的制度性因素，把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起来。
改革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平均每年增产达到48%，增长速度和前15年比较翻了一番，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刘堪：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1985年，“一号文件 主要讲农产品市场问题。之前中央的统购统销，包括一百多种商品。当时，“一号文件 只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有人甚至抱怨，步子迈得太大了。
林毅夫：原有的体制限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到1984年基本解决了。此后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市场环境和城乡二元经济方面。1985年以后，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把农村经济跟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逐渐消除的问题。对这个过程，到底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还是说保留一部分政府的干预来调节，存在政策上的徘徊。1985年，统购统销变成了订购制度，但当年因为粮食减产幅度过大，实际恢复了统一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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