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地方负债规范化，副作用只会越来越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慢慢把围墙修起来，后门堵上，前门开好，大家按规则来做事，这个大思路是没有异议的。现在也在加紧酝酿怎么样修改《预算法》，正面地考虑怎么开地方债的前门。
魏加宁：治国有如治水，必须疏堵结合，光靠堵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政务公开和地方债的发行挂起钩来，诱使地方政府努力增加财务、政务的透明度，这种利益导向可能更容易解决问题。
从公平角度考虑，发地方债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当代人或者是上一代人积累下来的资金搞建设，建设工期又长，建设成之后，享受的往往是下一代人，甚至是下几代人，因此通过发债可以调剂这种不公平。
贾康：如果按照公共财政精神来规范，就应该有一个公共财政选择机制，各级地方政府要做什么事情，用公众的钱谋公众的福利，大家参与决策，进行监督，监督资金的使用效益，靠制度来解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大的意义上讲，理财反映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理财的民主化会拉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整个行政体制、决策机制、政府领导人的行为约束机制，都会建立起来。
《21世纪》：一个最大的风险是，一旦地方拿到发债权之后，没有更多的约束机制，很可能会形成更大的漏洞。
贾康：所以，地方发债权一定要和约束机制一起设计。发改委、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要有一个综合的考虑，中央跟地方之间一起按转移支付的方式谈总规模，按照客观的标准再切块，把各地的规模按一个指标分下去。
魏加宁：其中存在一个矛盾，地方发债权放开之后，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容易发债，真正贫困的地区却难以找到购买者，最终导致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需要转移支付的支持，通过中央政府来为贫困地区发债增信，使得贫困地区也能发得出债去，当然，还要有其他的政策扶持，比如说政策性银行的配合。
《21世纪》：无论是控制地方的发债权还是加强转移支付，实际都造成了中央财权、审批权的扩张，这就难以避免过去计划时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约束，而且也与目前的审批权下放趋势背道而驰。
贾康：具体到一开始搞地方债的时候，没有中央的审批是不行的。审批也有一个具体的制度改进的问题，不是少数的官员做主，要有可行性报告，有一整套的评价机制，更多地借助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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