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资政策全面转向
《21世纪》：在内外资的待遇问题上，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调整的取向如何呢？
赵晋平：如果对199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回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这样一些政策调整过快，或者是力度过大，导致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最后甚至影响到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重新去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其中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我觉得我国应该努力去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和内资的政策应该一致起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的，不是说把外资的优惠政策拉下来，而是应该把内资的政策拉上去。
石小敏：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大概1994年至1995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有过一场讨论。当时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把特区的政策跟内地拉平。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又怎么样呢？内地向沿海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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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晋平：现在工业在整个GDP里面占的比重逐渐在上升，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达到52％左右。
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大量的高耗能的产业又是其中的支柱性产业，长此以往，对资源性的能源、基础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应该有一种观念，更多地去促进一些对资源的消耗相对比较小的行业，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在行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个方向。
《21世纪》：有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赵晋平：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民的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欠了很多账。即使GDP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水平，如果其他方面问题不解决，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带来非常巨大的危险。SARS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考核GDP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的一些负面因素放进去，把GDP的减项因素也计算在内。比如说环境污染方面的成本，公众安全方面的损失等等，那样的话，整个GDP的增长水平会明显下降。但是GDP反映的经济发展的内涵将会更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使无法直接将这些因素计算在GDP内，我们也应当建立起一套真正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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