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体富：国债的发行，除了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中西部的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2000年中部投资高达3943亿元，到2002年底通过国债项目支持的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62亿元，相当于1950年至1997年全部投入的总和。
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发行国债的负作用也是明显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论证、盲目上马，形成一大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18个重点机场进行审计，发现已经竣工的12个机场当中，有9个亏损，亏损额达到145亿。
更重要的是应该防止旧体制复归问题，因为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我们现在正在转轨过程当中，要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长期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债投资规模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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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我很赞成安老师强调的这一点，国债投资客观上助长了政府高明、政府万能倾向，鼓励了跟旧体制紧密相连的习惯做法。
高培勇：在“挤出效应”这一点上，存在“非典型效应”。典型性的挤出效应是因为政府投资加大，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排挤了私人投资，将其挤出投资市场。中国过去六年以来，国债投资是在非政府部门投资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非政府部门投资对于利息率的敏感度，相对弱化的多。为了打动民间投资，这些年来我国总体上的利率水平不升反降，所以说，中国的政府投资、非政府投资，不具有典型性的此消彼涨的关系。
《21世纪》：民间投资在2003年以前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2003年开始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其中原因何在呢？
贾康：宏观经济进入经济相对景气指数不高的阶段，民间投资预期不好，银行反复想降低利率，增加贷款，但是民间投资就是按兵不动。到了最近两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民间投资的跟进效应才显现出来。
汪义达：民间投资的不活跃，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来自国外的需求明显降低，我国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98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76％，比1997年同期降低186个百分点。1997年外贸净出口是405亿美元，当年拉动GDP达到2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73％，就是说1997年经济增长8％以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外需的拉动，出口速度的降低直接影响到第二年经济的增长速度。
高培勇：积极财政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一场及时雨，但是，任何举措的推出，都是既有效益又有成本。这里有三笔账要算，首先，8000亿长期建设国债，加上弥补一般性财政赤字和偿还到期国债，大概26000亿，国债负担率上升到25％。
第二，就是国债依赖度的问题。国债每年支撑GDP的增长大体上将近两个百分点，如果丢掉了这种长期建设国债支撑，会不会跌下来两个点？如果会，那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离不开长期建设国债支撑。按照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要想保持两个点的支撑力度，就要不断加大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这又会进一步加大国债依赖。
第三，就是国债的偿付风险。在发新债、还旧债的偿付制度安排下，最终表现为国债的发行能不能顺畅，这又取决于每年发行的国债能不能被市场所吸纳，这需要打一个问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国债流标事件，1993年有一次，1983年也有一次。目前的市场环境一旦出现变化，比如通货膨胀，国债危机就有可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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