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贸易顺差形势的改变对于宏观环境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经济过热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左大培：顺差的减少，起码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它却无助于减小经济过热的压力。
赵晋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顺差太多产生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个人认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对于减轻市场压力作用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减少政治压力未必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拿2003年全年和2004年1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从结构上来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扩大了。从2003年开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大？并不在于我们总的顺差对它构成压力，而是中美之间的顺差占它逆差的比例太大。这种结构性问题，对于政治压力的减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左大培：我们最主要的逆差对象是东亚国家，顺差主要是美国，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张燕生：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一国对一国要追求贸易的平衡，这是一个旧的理念，从行业内的全球分工来讲，不可能是中国存在1200亿的逆差，和美国就要1200亿顺差。
结构性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对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可以从接受加工贸易慢慢变成主动对外发展加工贸易，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对外产业转移，将转移进来的贸易顺差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中国对一些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首先调整的应当是观念，也就是要建立面对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的新发展观。
海闻：我倒不太同意政府去干预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它的道理。政府有意调整这个结构，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为了减轻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性考虑。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调过来的，也不是政府能调过来的。我们既然已经加入WTO，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并且已经在考虑跟日本、韩国搞自由贸易区，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是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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