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应该说经济总体形势是相当好的。投资增长速度不能以高低论，43％不见得就高。治大国如同烹小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太急。要认识到目前的问题仅仅是投资结构问题，不是经济冷热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不热，经济不会热，要冷静观察，慎出新招”，这话是我在去年春天说的。到年终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大用：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在这种时候，国家的政策信号越清楚越好，一定要明明白白向社会表明政策信息，否则，政策信号不明显，造成严重的后果之后中央再采取严格的措施，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起使，被迫停下来的项目会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刘福垣：现在看不准，可别折腾，别出招。政府真正该做的是，趁这个机会赶紧抓社会保障、抓医疗、抓教育，这样资源结构就发生变化了。
地方政府投资热探源
《21世纪》：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的这一轮投资过热政府行为占了相当的比重，一些地方政府在整个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大用：许多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在把表面的GDP增长和城市“形象工程”等看做执政的主要业绩表现，政府官员的业绩表现冲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经济波动的转折点往往发生在政府换届之后的前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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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银行体系的主体仍是未经彻底体制改革的国有银行，而全社会的债务融资仍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完成，官办、官营的国有银行经营行为非理性化、管理非专业化，此问题依旧很突出，它与政府官员的不合理行为互相结合，互相提供不恰当的发展信号，产生投资扩张中的正反馈刺激，一旦开始出现过热苗头，会促使投资进一步走向过热。
《21世纪》：调控投资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地方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该如何作为呢？
卢中原：首先要明确一点，无论是大规模投资还是对投资的调节，目的都在于良性的发展，最后达到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了达到目的，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不同行业的投资，要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完善信息环境，不要老停留在以往的体制上来讨论怎么调节和能否调得动的问题。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制定行业的准入标准。但是，制定行业准入标准，不是提高行政审批门槛。比如现在所谓控制重复建设，我曾经问过有关官员，有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官员能说清楚，这个竞争性行业进入多少，退出多少企业就不存在重复了，对方给我的回答是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官员能说清楚。
《21世纪》：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调控，是不是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部门权力的回流？
刘福垣：谁来改革，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是改革的主角？这些问题都要明确。但是，现在往往让执法者来立法，那当然就不行了。比如投资体制改革，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改的问题。
卢中原：一种说法是，现在地方政府不再和国有企业结盟了，它和私营企业结盟了，结盟以后，为大量的私营企业创造条件，大干快上。本来私营企业确实是比较清醒的，按照市场规律，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经营，也是可以的。但是，地方政府介入之后，就有可能有区别了，可能就变成裙带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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