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进入危机突发期，对每个官员的职守考验也就变得更加严峻。中国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期间经历过无数次大的危机，比如大饥荒、“文化大革命 ，但是却并没有因此形成整个国家的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每个政治职位上的领导都能够尽职尽责，有效地弥补了制度性的弊病，从而增强了政府的生存能力和管理能力。
再次，我认为政治问责制也是新一届政府重构自己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惩治过多，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同时，老百姓也不一定特别关注腐败问题，反而由于对腐败无能为力，更多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所以，通过反腐来说服民情，效率不是最高的，反而是落实在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上，效率最高。
李永忠：要搞管理和领导，就要有问责，问题只是用什么样的载体去问责。从建党一直到现在，我们党的问责分为几个阶段。
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我们实际实施的是以战争问责为主，战绩决定领导的前途；建国以后是以运动问责为主，干部到底好不好，由运动中的群众来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没有战争，又没有运动，问责开始转化为以权力问责为主，就是通常所说的上级向下级问责。
当时，存在与权力问责为主相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的新老交替问题。为尽快完成特定时期的新老交替问题，邓小平同志主张用“年轻化 来解决。但是，我研究的结果表明，邓小平是把“年轻化 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来实施的。我们后来好些人对这一点并没有读懂。
迅速提拔上去的一批干部，不是战争打出来的，也不是运动干出来的，是凭着文凭、年龄，这两个硬指标来完成的。有句话很形象地形容了当时大范围、快速度的提干：“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 。但是像孔繁森这种能作为领导干部楷模的优秀干部却很难提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既不符合文凭要求又不符合年龄要求，幸好当时省委、地委的领导了解他，并遇上一次援藏的机会，否则，他可能永远停在县级干部的岗位上。当时突击提拔的不少人的领导素质是不过关的，但由于中央提出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 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于是利益的刚性导致“能上不能下 现象大范围地出现，“到了年龄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 。工农兵学商都可以下岗、下海下课，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下位、下官呢？
其实，在SARS之前也搞过不少权力问责。当时主要是针对各种安全事故进行问责，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作用不大，“疗效 不显。SARS出现以后，两名正省部级主要领导辞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
实施制度问责，就是要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点一点问下去。这样，首先有利于提高我们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心。其次，有利于澄清吏治，做到制度反腐。第三，有利于解决干部队伍的能上能下问题。
当然，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有一个磨合期，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解决其“能出 、“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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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要出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几千万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出不下不流动，怎么能不腐败？「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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