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无论效益审计还是专项审计，都需要大量的审计资源，我们也注意到审计署开始加强地方派出机构的人力，在人员扩张上目前已经开始做了一定的努力，这在以后是一个方向吗？〖HT〗
崔振龙：驻部门审计局原来是190人，现在是增加了一些人，但也不是很多。实际上，更大的变化在于审计的重点转移，原来我们大量地审计企业，企业市场化以后，特别是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的情况下，审计更多的就是关注国家预算资金。中央这一级各部委有相当大的预算资金分派权，现在强调各部委审计局职能加强，包括人员的增加，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预算资金审计。
《21世纪》：有人提出撤掉县级审计机关，你怎么看？县级审计机关存在哪些问题？
崔振龙：现在县级审计机关最大的问题是纳入监督范围的事项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县级国企基本上属于退的范围，监督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由于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县级审计机关成为了一个安排人的地方，乡镇合并之后，很多乡干部没有地方去了，进到审计局成了很好的选择，一个审计局十几个人，五六个副局长，一个驾驶员，一个打字员，会干活的很少，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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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改呢？这个问题不好说，县级审计机关，是写在宪法里面的——县以上人民政府设审计机关，这也是宪法确立的一项制度，轻易撤销也不那么简单。目前审计署已经开始进行调研。
《21世纪》：在审计结果清晰之后，由谁来问责，怎么问责，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纪委在哪里，司法机关在哪里，成为焦点问题。那么，审计署的工作如何跟人大、纪检、司法机关相协调呢？
王东京：如果真审计出来是违纪的，那么由纪委处理，违法的由司法机关处理。现在我担心的就是很多政府违规是集体行为，这不像个人违纪，可依法追究个人责任，集体负责、通报批评没有用，起不到惩前毖后、杀一儆百的作用，一定要有人负相关责任，就是要一把手负主要责任，避免把过去所谓集体负责做一个挡箭牌。
崔振龙：问责有这样几个方面，就个案来看，应该说是审计机关对案件该移交的已经移交了，该司法介入的也已经介入了，只不过现在公众知情还不够。国务院将在2004年年底向全国人大会做出专题报告。这就是说应该是有交代的，对于社会公众来看，还需要更充分的知情权，不涉及重大机密，案件的结果应该也是要透明的。另外，在问责当中人大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人大不去追究，问责可能落不到实处。
投资体改十年磨砺(1)
作者:王海明
十年怀胎，投融资体改终于分娩。而作为计划经济的核心标志，投资审批制也宣布终结，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成为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与此同时，政府投资职能也有了明确规范，政府投资的问责机制得以确立，这又为对宏观经济的市场性调控构建了制度框架。
但是，在传统利益的重重阻碍下，新的方案是否已经积重难返？如何确立政府行为的边界，建立对政府投资的问责？这些都关系到本次投资体制改革的成败。
2004年7月31日，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投资协会秘书长张汉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后评价局副局长张三力和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7期，就投资体改的前世今生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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